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威尼斯居民却因富豪婚礼齐声抗议

自七月暑假旅游步入高潮，各地纷纷推出创新举措，如派发消费券、夜间开放博物馆、将传统景点与人工智能、烟花表演以及音乐会等新颖体验相结合，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暑期文化旅游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然而，旅游活动有时也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近期，知名企业家杰夫·贝索斯的盛大婚礼引发了广泛关注。关注的焦点并非婚礼本身或出席的众多名人，而是婚礼举办地——威尼斯，这座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其众多居民对这场盛大的婚礼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纷纷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抗议之声。他们视这场婚礼为一场“权力展示”，暗示着富有阶层能够凭借财富随意操控一座古城，无视当地居民的幸福与合法权益。

初步观察，这种反对意见似乎缺乏依据。首先，威尼斯曾举办过众多大型活动，其中不少规模甚至超过了贝索斯的婚礼，而且之前也曾承办过知名人士的婚礼。这些活动无疑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因此，人们难以理解为何这次贝索斯的婚礼会受到如此特别的关注。此外，贝索斯已经对维护当地居民利益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诺，包括投入资金改善当地居民的住房条件，以及聘请当地团队为婚礼提供专业服务。

为了深入剖析“抵制”所蕴含的深层原因，我们必须对“过度旅游”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众多评论家已经将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威尼斯长期以来深受“过度旅游”的困扰，居民的幸福感和合法权益也因此遭受严重损害。他们的愤怒并非单纯针对贝索斯本人，而是婚礼成为了引爆他们长期累积不满的导火索。

“过度旅游”的来龙去脉

初看之下，对“过度旅游”这一概念的理解似乎并不复杂：一旦某个地区的旅游“压力”超过了其承受极限，导致人们感受到旅游活动对当地造成了显著的消极影响——当然，这里的“显著”需要进一步的明确界定——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被认定为“过度旅游”。

基于这种观点，导致旅游过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交通工具逐渐变得便宜且易于获得，某些人群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甚至共享租赁服务的兴起……这些因素共同助长了“过度旅游”的态势。然而，在这些众多因素里，有一个因素显得尤为关键。若其他要素构成了“过度旅游”得以发生的“关键条件”，那么这一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推动“过度旅游”发展的“动力”——这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

以西班牙旅游业为参照，专家理查德·威廉·巴特勒以及瑞秋·多德（Dodds）提出，该国旅游业的最新一轮发展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时西班牙政府实施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转变。在银行家、跨国公司、进口商以及旅游房地产投机商的推动下，这一新兴的“资本联盟”得以形成，并构建了一个支撑旅游房地产积累模式的“城市增长引擎”。

旅游业无疑是资本的青睐对象。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曾明确指出，为了追求利润，资本需要创造一种“独特性”——即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须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且这种吸引力是他人无法复制的。而旅游业恰好与这种天生的独特性紧密相连。若某位人士在威尼斯某处风光旖旎的景点拥有一家酒店，那么他便会顺理成章地，无需额外努力，赢得了一种“特殊优势”。正如哈维所言，众多垄断地租的形成，根植于历史的叙述、集体记忆的诠释以及文化实践的意义之上……伦敦、开罗、巴塞罗那、米兰、伊斯坦布尔、旧金山等地，无不彰显着各自应有的独特特性。

《叛逆的城市》

大卫·哈维 著

叶齐茂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年6月

此外，全球资本主义在旅游业的发展布局中，得益于20世纪下半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为了应对经济停滞和危机，众多国家放宽了资本管制，积极吸引外资，并开放了包括土地交易在内的多个投资领域，确保了资本各项权益的得到保障。这一思潮的推动，使得资本持有者得以在发展旅游业的幌子下，依据自身利益对全球空间景观进行重塑。

全球资本主义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塑造了旅游空间，由此引发了“过度旅游”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日益严重，而且解决起来尤为棘手。

《美食、祈祷和恋爱》剧照。

各大媒体报道分析指出，在资本驱动下的旅游行业增长，至少引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困扰，这些问题正是公众对“过度旅游”现象所表达的不满的核心所在：

第一个问题聚焦于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住宅和工作问题。在住宅方面，企业往往试图占领那些位于旅游热点、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且极具开发潜力的土地。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出色的谈判技巧，它们往往能够较为轻松地从当地居民手中购得土地，并以高价出租给游客。结果，当地居民不得不被迫迁往不那么便利的区域。若他们打算在原地定居，那高昂的生活费用无疑会让他们心生畏惧。威尼斯的居民们坦言：

威尼斯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住房短缺。特别是由于某种原因，许多人为了获取更多收入，倾向于将住宅出租给游客而非工人或学生。这样的做法导致了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威尼斯本地居民对于公寓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差距。

更深入地讲，一旦踏上旅游发展的道路，当地居民的职业选择与游客的期望和步伐就需要紧密契合，并且必须将追求经济效益作为主要目标（否则，他们可能无法承担高昂的租金支出）。在一篇发表于“负责任旅游”网站的文章中，作者以威尼斯的餐饮业为案例，提出：

小型家庭餐馆若不能适应快速的人流周转，将会面临重重困难。游客，尤其是那些时间紧迫的一日游游客，往往期望能迅速用餐、结账后返回景点，而本地居民则更倾向于享受悠闲的用餐时光。那些未能及时调整的餐馆，往往会被低成本运营的连锁餐厅所取代，尽管这些连锁餐厅提供的是质量较差的食物，但价格却居高不下。

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旅游业的发展亦引发了城市“迪士尼化”的现象。一个看似矛盾的情景是，尽管游客们通常是为了追求某一目的地的独特魅力而踏上旅途，然而，他们真正渴望的，却是那种普遍的“舒适”与“放松”体验。为了吸引游客并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常常会耗尽城市的独特风貌和深层文化，将其塑造成表面具有独特性、实则内容雷同的“迪士尼式主题公园”。这种做法无疑会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

《速度与激情3：东京漂移》剧照。

更不用说，资本驱动的旅游业在盈利分配上存在严重不均现象。通常来说，旅游业虽呈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数据，然而，究竟有多少人从中获益，以及获益的程度，这一点却相当令人质疑。

概括来说，当我们把“过载”以及“负面影响”作为“过度旅游”的定义标准时，这两个方面均与以下事实紧密相连：在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旅游业的兴盛是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资本运作逻辑”的驱动下逐步实现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缺乏约束，企业往往忽视旅游目的地的承载极限来吸引游客；而且，正是在企业的推动下，一系列具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变革应运而生。实际上，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资本的影响力受到限制，众多负面影响也将得到有效遏制。不难想象，若能将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进行更公正的分配，并将之合理用于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那么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必定会显著减少。

因此，一种捍卫“城市权利”的呼声在资本面前应运而生。正如大卫·哈维所言，城市权利可以被定义为“根据我们的期望对城市进行改变和重塑的权利”——这种权利确保了城市成为“市民的城市”，而非“资本的游乐场”。不难察觉，频繁的旅游活动引发了威尼斯市民对自身“城市权益”的觉醒，使他们体会到了“城市权益”在资本冲击下的易碎性。贝索斯的婚礼更是加剧了他们的失落感，从而成为了激发抵制行动的导火索。

城市的权利与治理的危机

城市权利被剥夺的现象日益显现，相应地，保护城市权利的策略也应运而生。在享受旅游带来的益处的同时，如何规避其弊端，缓解“过度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根据多家媒体的总结，以下几种做法尤为突出。

提价和限制人流是常见的策略。然而，对于提价这一做法，若涨幅过大，往往会引起公众的不满。因为，按价格提供不同水平的服务是一种情况，但若将价格视为“能否进入景点”的界限，便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一种明显的、基于金钱的歧视。实际上，现行的涨价策略多显得较为和缓（例如，威尼斯曾试图对每位短途游客征收5欧元费用），因此其成效并不显著。“限流”策略虽然较为公正，但要求极高的治理水平，且所需投入的成本亦相对较高。有学者指出：“这些措施需确保宣传充分、公开透明以及执行公正……其核心在于得到广泛认可、严格实施以及大力推广。””此外，限流措施还常常激起旅游业从业者的不满。

一些方法别具一格：威尼斯引入了一种新型的房屋租赁应用程序，这种平台与市面上普遍存在的竞争模式有所不同。在使用过程中，众多资本持有者倾向于购置大量房产进行出租。实际上，根据CNN的报道，威尼斯有三分之二的房东拥有不止一处房源，其中不少房源被房地产投资者所持有，他们购入众多公寓用以出租。此举无疑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同时也导致房屋逐渐被少数人独占。然而，相关部门将对承租人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禁止单个房屋所有者大规模出租。此外，他们还将利用这些收入回馈市政建设与文物保护。显而易见，这种设置理念旨在制约资本运作的逻辑，防止其无节制地发展。

《007：大战皇家赌场》剧照。

威尼斯采纳了先进技术，据相关报道，该市增设了众多监控设备，能够“准确记录游客总数及他们的行踪”，进而进行多方面的数据分析（例如游客的来源地、活动时间等），这些数据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依据。实际上，这一做法的核心思想是在游客数量不变的前提下，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容纳能力。类似的理念也体现在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更新工程中。在这方面，威尼斯同样进行了多种尝试，比如在主要的水上巴士站点设立专供居民使用的通道，并在人流密集时段安装可旋转的闸机，以此将居民和游客进行有效分离。

这些手段的成效不尽相同。然而，总体来看，在众多热门旅游景点，尽管它们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彻底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在西班牙，就曾发生过一次极为严重的抗议活动——2800名巴塞罗那市民手持水枪，对周边正在用餐的游客进行了攻击。而在威尼斯，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积累，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针对贝索斯婚礼的强烈抵制行动。

这些措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可能并非它们本身构想有何不妥，而是实施过程中往往需要多个方面的“协同合作”，而这过程颇为复杂。“协同”有时体现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比如，若想实现更广泛的应用，不仅需要市民的积极参与，还需政府的大力推广与支持。某些情况下，政策的执行要求政府部门以及不同行政级别之间进行紧密合作。比如，尽管控制旅游过度发展对于保护广大民众的城市权益极为关键，然而，这也无疑会给依赖旅游业谋生的部分市民带来挑战。处理后续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和单一部门的处理能力，这需要多方复杂的协调与协作。

《致命伴侣》剧照。

然而，在观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经历时，我们往往遇到截然不同的情形。比如，低级别的政府最直接地承受着旅游过度的压力，虽然它们有意愿进行改变，却缺乏相应的实施能力。与此同时，高层级的政府或许具备采取行动的能力，但它们过于沉迷于旅游过度带来的表面光鲜的经济数据，对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受并不深刻。

鲍勃·杰索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对“协同”现象进行了理论阐述，并将其命名为“元治理”问题。概括来说，杰索普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治理”本身亦遭遇了诸多挑战和困境：多元治理主体的涌现引发了诸多新问题，诸如治理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协调难题以及责任界定不明确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寻求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能够协调并均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联系。我们不妨设想，一种切实可行的“元治理”理念，或许正是当前迫切需要用以应对“过度旅游”现象的。

尽管这些措施的实际成效与理想目标尚有相当距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展现了非凡的创新能力，并且富有启发性。此外，其中所蕴含的一些观念同样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比如，“负责任旅游”这一理念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内涵在于将旅行定位为一种特权而非基本权利，并强调我们需要审慎地行使这一特权。这表明，在旅行过程中，我们应当尽可能放大其正面效应，同时将消极影响降至最低。

这一观念颇具深意，它指出购买旅游体验与购买一般商品有着本质区别，并非一旦购得便可以随心所欲，享有对它的绝对支配权（这往往是大众的一种潜意识）。它倡导人们重返旅游的初衷，即深入体验异质文化和景观——这种体验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与沟通的基础之上。

“断裂”与“缝隙”

遏制“过度旅游”现象，我们不仅需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策略，而且还需推动一场有力的社会变革。显而易见，任何策略都不可能无阻力地得以实施，若要推广这些策略，便亟需一股“推动力”，而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便充当了这一角色。在那些深受“过度旅游”困扰的国外城市里，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接连涌现。在反对贝索斯婚礼的抗议活动中，我们得以目睹社会运动呈现出的多样化形态。由此，深入探究这些运动的起因、组织结构等关键因素显得尤为迫切。

大卫·哈维的观点指出，城市社会运动的关键动力之一便是争取“城市权利”。以巴黎公社运动为例，尽管它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但究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主要源自无产阶级在巴黎城市改造中感受到的熟悉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破坏。从这一角度来看，威尼斯的抵制运动似乎也具有相似的动机。这一点可从抵制者的呼声中略见端倪。他们高呼“无需国王，无需贝索斯”。由此可见，他们渴望重新掌控对城市发展的主导权，使自己的意愿得以塑造城市的生态环境、文化特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大卫·哈维著

黄煜文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

尽管它们拥有共同的动因，但在不同的情境中，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与追求的目标却有着显著差异。显而易见，巴黎公社的目标是推翻现有的政权，并建立全新的政权体系，而现今的城市运动（例如威尼斯的运动）则显然不具备这种雄心。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施加压力，来消除某些特定的社会现象。实际上，有些运动中的举动显得极其“不切实际”，甚至有些“轻率”——比如，抗议者宣称他们计划在威尼斯的水道中投放大量充气的鳄鱼模型。

于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疑问随之浮现，这种形态的变迁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线索，同时，这样的变迁又预示着怎样的含义呢？

为了深入探讨该问题，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学者埃里克·赖特的分类学理论。赖特将社会运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两种类型特别适用于分析本问题。第一种是“断裂型”的变革运动，这类运动采取全面的不合作立场，甚至试图推翻现有的权力体系；而另一种则是“缝隙型”运动，这类运动在不对现有主流的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构成挑战的前提下，构建了一些“反主流”的机制。

Erik Olin，著作《真实》，由Verso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赖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种纯粹且极端的“断裂式”变革愈发难以被人们所接受。此类变革通常会对现有的社会运作模式造成破坏，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引发混乱，并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在这些国家，由于普遍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这种暂时的苦难就显得更加难以承受。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实现“断裂式”改革的案例，通常出现在那些经济相对滞后、民众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之中。

显而易见，在威尼斯的抵制活动中，我们目睹了一种将温和的“断裂式”与“缝隙式”变革相结合的形态。参与者们并不追求彻底的颠覆，他们通过示威、制造混乱等手段，旨在表达一种“不合作”的立场。与此同时，这种“不合作”的立场本身也是一种策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拓宽本土居民能够获取城市权益的“缝隙”。目前观察，这一行为带来了有限的成效——原计划在威尼斯市中心举行的婚礼因抵制而转移至军械库——一个更为偏远的堡垒式建筑群。至少在空间层面，这被视为大众“城市权利”的一次胜利——不受约束的资本在城市中遭遇抵制，最终只能退守至堡垒之内。

概括而言，通过观察贝索斯的婚礼及其引发的抵制活动，我们能够直观地察觉到“过度旅游”与“城市权利”之间的矛盾——在全球资本主义依照其意志塑造空间风貌的过程中，也遭遇了抵制与制约，这些冲突和矛盾正是构成现今城市风貌和城市运动的关键因素。

参考资料：

大卫·哈维的著作《叛逆的城市》由叶齐茂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出版发行。

R V，C. 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在2024年的第104期期刊中得到了呈现。

R W与Dodds R共同撰写，于2022年发表在期刊第77卷第1期上。

Erik Olin , Real , Verso,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