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西藏变迁展辉煌篇章，‘西藏专展’文物古籍见证历史脉络

六十载岁月更迭，一整代硕果累累。民主革新的惊雷解冻沉寂之地，改革开放的暖风滋养荒原绝域；青藏铁路的汽笛回荡雪峰之间，乡村建设的新图绘展开辽阔草原——这片国土面积达全国八分之一的西藏自治区，正全力打造强化民族大团结意识的壮丽篇章。

进入北京民族文化宫当前举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西藏专展’”，历史的线索向更深层伸展。文成公主的琴上，传来民族融合的千年乐章；官印清晰，记录了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管辖权的史实；民主改革前后展品对照，不言自明地展示了“短暂几十年、历史千年”的社会进步……文物作为证据，古代与现代紧密相连。

历经岁月磨砺的文献遗存，凭借确凿无疑的史实依据，表明西藏自远古以来便归属于中原王朝版图之内。感受！那雄浑之响自青藏高原飞驰而来：西藏始终与中华民族紧密相连。

以物证史

映照民族交融越千年

唐贞观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六四一年正月，一个规模宏大的和亲团队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出发，朝着遥远的雪域高原缓缓前进。征途遥远，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当这支队伍终于到达逻些城，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拉萨时，吐蕃的使者们高举旗帜，排列成行，双手抱拳，深深鞠躬，热情迎接文成公主的到来。

唐朝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琴和长鼓。

这是一支特殊的和亲队伍，同时也是一支经过特意组建的“文化交流使者”。队伍成员构成多元，既有代表官方的使节和从事宗教活动的僧侣，也有技艺精湛的工匠以及来自中原地区的音乐家。他们携带的物品里，有一面造型独特的大鼓，还有一张音色悠扬的古琴，这两件物品历经1300多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被安放在展览厅内，向参观者娓娓道来这段家喻户晓的和亲故事。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开启了汉藏两族和睦相处的美好篇章。从此以后，百姓之间的通婚日益增多，文化上的交流愈发密切，经济上的往来也愈加频繁。吐蕃人积极效仿中原地区的文化习俗，不仅吸收了造纸、农耕、纺织、制陶等先进技艺，在服饰和礼仪方面也渐渐效仿中原的规范。唐蕃古道上，更是出现了“金银珠宝和丝绸锦缎相互赠送，行人络绎不绝，彼此和乐融洽，景象十分兴盛”的繁荣景象。

展柜里陈列的琴和鼓，形态保存得十分完整，上面的彩绘依然清晰可见，着实令人赞叹。这两件乐器能够历经千年依然完好无损，全靠历代西藏人民悉心呵护与妥善保管。从红山宫到小昭寺，它们一直作为文成公主的随从相伴左右。文成公主离世之后，这两件乐器依然受到人们虔诚地供奉，从未遭到破坏，才得以奇迹般地保存到现在，成为一段不朽的历史见证。

流水滚滚，光阴似曲。西藏和中原文化本就根脉相连，汉族和藏族人民往来互动从未停歇。因为地理的相近，又因为思想的契合，使得这片高地和中原地区紧密相连，青藏的地质早已与中原的土壤浑然一体。

西藏卡若遗址公园。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供图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现的昌都卡若遗址，让世人初次了解到西藏史前人类的发展历程以及同周边地区的互动情况，同时证明了卡若文化同黄河流域早期文化的紧密关联性。该遗址首次出土了作为北方地区主要农作物的粟，这一发现证实早在四五千年前，高原上的古人就与我国北方地区存在往来。

在海拔更胜一筹的玛不错遗址里，发现了粟、黍、水稻这类农作物的遗迹，同时出土了海贝、象牙、青铜制品以及玛瑙这类非本地出产的器物，这些发现补全了高原区域跨地域文化互动研究的不少缺环，也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高原考古提供了佐证。

另外，诸如尚嘎岗遗址、秀玛洞穴、噶尼遗址等众多考古地点，以及接连不断的重大发现，共同勾勒出西藏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轨迹与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布局，表明西藏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历史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金印敕书

实证西藏自古属中华

大昭寺门前，唐蕃会盟碑高耸挺立，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记录着“永远保持甥舅情谊”的誓约。碑旁，据说是文成公主栽种的古柳，至今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柳枝轻摆，岁月更迭。八百四十二年，吐蕃政权倾覆，西藏地区呈现分裂局面。蒙古汗国奠基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西征途中了解到西藏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同时发现当地教派众多、管理混乱，因而决定招安。阔端致信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邀请他前往凉州商议归顺事宜。萨迦班智达带着侄子八思巴决断地往东走，和阔端进行了有名的“凉州会盟”，最后让吐蕃所有部落都臣服了。

从此，西藏正式划归中央政府管理范围，从元朝到清朝，历代的统治者或用强硬手段或采取温和策略，共同展现了治理西藏的宏伟篇章。在“西藏专展”里，有37道皇帝下发的封赠圣旨和13枚官方印章，摆放在展柜之中，这些实物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创设总制院，后来将其更名为宣政院，专门负责掌管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的相关事务，同时册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委派他负责领导整个佛教界。在相关的展示中，忽必烈赠予八思巴的铠甲，历经700多年的岁月，依然散发着庄重威严的气息。

依照前朝典章，朱元璋下旨认可帕竹政权的释迦坚赞，赐予“灌顶国师”名号并配发玉玺；紧接着，他又将萨迦派领袖元末帝师喃加巴藏卜，尊为“炽盛佛宝国师”，同时对其推荐的人才全部予以任用。明太祖授予必力公万户府的凭证，明成祖颁赐赏巴国公的凭证等等，陈列的这些印章虽体积微小，却清晰表明了朝廷册封宗教人士时采取的广泛授予、大量增设的策略。

八廓街那处曾是清廷驻藏大臣官署的旧址，如今变成了陈列馆，此景由新华社记者丁增尼达拍摄。

清朝时期，管理西藏的规则变得更加严格。朝廷明确掌握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这两大宗教领袖的权力。展馆里，康熙皇帝授予“班禅额尔德尼”称号的圣旨和金印，仿佛穿越时空相互印证。另外，一份用藏语、满语和蒙古语写成的“乾隆皇帝命令六世第穆活佛执政的诏书”，是任命六世第穆呼图克图阿旺降白德勒嘉措担任西藏地区首任执政者的文件。摄政制度显著增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管控，弥补了政教合一体系下达赖喇嘛不在时出现的权力空缺。

乾隆皇帝命六世第穆活佛摄政敕谕（复制品）。

清廷镇压准噶尔叛乱获得成功，于是建立了驻藏大臣的官职，并且派兵驻扎，这表明清朝管理西藏的策略从过去的温和安抚方式，转变为直接的行政控制，展出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文件，其历史背景是乾隆皇帝将这场战役列为巩固国家统一、保卫边疆的“十全武功”之一的重要战事。

用于金瓶掣签的金奔巴瓶（1960年国务院特批定制）。

乾隆晚期，清军成功抵御了廓尔喀的侵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疆域的完整。两年度过后，朝廷正式公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地区的政治、军事及宗教活动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规范。该章程的开篇条款明确建立了金瓶掣签的规则，将活佛转世的过程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法制体系之中。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象征着清朝对西藏地区统治的完全确立，为后来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坚实依据。

西藏历史中，每当中央政权发生更替，当地的主要宗教与政治领袖总会主动请求获得官方的确认与授权，这种惯例不仅鲜明地体现了西藏与中央政权之间稳固的从属联系，还促进了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密切交流。

换了人间

铭刻高原变迁新诗篇

“西藏特设展区”内部，一件历经三世穿过的陈年外衣，旁边陈列着旧西藏权贵使用的洋装香水；朗孜夏关押犯人的器具，同改革之后的地契、选票形成鲜明反差——那些沉默的陈列品，传递出响彻云霄的历史宣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尽管奴隶制、农奴制、黑奴制已被现代文明完全摒弃，但全球最大的农奴制体系仍盘踞在西藏地区，当时仅占人口百分之四十五的“三大领主”（官员、贵族及寺院高层僧侣），几乎攫取了西藏所有的财产，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奴和奴隶们，却生活在生死边缘，苦苦求生。

1959年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主持下，西藏废除了陈旧落后的政教合一体制，推行了民主革新。西藏民众承受的苦难历史终于告一段落，民主革新波及高原，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开启了属于他们的新生年华。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首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这标志着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青藏高原正式实施。

展会上，那本地契，代表了社会构造的重大调整；那本选票，标志着公民身份的根本转变。

山河如故，世事变迁。六十年间，中央始终对西藏事务给予高度注意，对西藏进步保持密切留意，对西藏民众寄予深切关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主持召开了七次关于西藏的专题会议，针对西藏的改革发展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安排，促使西藏社会景象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欣欣向荣。

复兴号列车抵达高原地区，全球最高海拔的光伏发电站开始运营，西藏首个具备现代化设施的博物馆落成启用……当前时期，在以国家领导人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有力指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西藏与全国同步完成了消除贫困的任务，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形势更为安定，经济文化更为兴盛，生态环境更为优越，人民生活更为安康，正朝着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大步前进。

承受的重量，唯有历经困苦才更彰显雄伟；前进的步伐，必须经过磨砺才更加稳固。西藏境内，一切更迭，都源于大家同心协力、携手并进的成果；一切成就，都旨在增强各民族同胞的满足感、愉悦感与安全感，充分体现利益相连、祸福相依、存亡一体、命运相连的集体观念。

河流汹涌，山岳证明。早期人类活动遗迹所反映的文明交流，历史进程中西藏与内地愈发融合的整体态势，以及近代西藏民众与全国同胞一同抵御外敌、共同建设故土——历史和当前情况一致表明：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在国家的关爱之中，西藏方能实现兴盛安定，书写高原大地的辉煌篇章。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文静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