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年前的今天,道士王圆箓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开启敦煌学
在125年前的这一日,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使得这一天在敦煌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
沙粒落下,墙体裂开了一个缝隙,宛如透出一丝光芒。若破开这堵墙,便会发现一个小洞,顿时视野变得开阔,洞内藏有唐代经卷无数,古董珍品众多,见到的人无不称奇,听说的人则将其传为神秘之物。
所述文字描绘了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堆积的沙土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莫高窟中的藏经洞。这个面积不到8平方米的洞穴,在历经数百年的封闭后,终于重现于世。这一发现成为了20世纪最为重大的考古成就之一,不仅开创了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的学科“敦煌学”,还唤起了中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后奋发图强、实现复兴的壮阔乐章。
(一)
根据后人的统计,在藏经洞中,保存了从4世纪到11世纪初的文献资料、丝绸画作、纸张画作、宗教法器以及众多其他文物,总计超过五万件。敦煌学的权威学者季羡林曾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形成独立体系、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仅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大文明交汇之地,唯有敦煌与新疆。”藏经洞中这批宝物的历史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珍宝一旦重现世间,其遭遇实属令人惋惜。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与法国人伯希和相继而至,他们精心挑选,或购或骗,将藏经洞中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瑰宝尽数带走。而那位发现藏经洞却未能阻止这些珍宝流失的王道士,因此背负了无尽的指责。
1908年,伯希和途经北京,他并未对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隐瞒敦煌文书的秘密,缪荃孙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下:“真是奇闻一桩”;到了次年,伯希和再次来到京城,他带来了五十余件藏经洞的珍贵文书,邀请罗振玉等中国学者鉴赏,罗振玉对此感慨万分,认为这是一件“既令人喜悦、又令人愤恨、又令人悲哀”的事情。面对学者们对搜集遗存文献的强烈呼吁,清学部拨款6000两白银,并指定甘肃官府负责此事。然而,这笔资金中的大部分被敦煌地方官府截留,最终仅分给王道士300两。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日本和俄国的探险者们以及重返敦煌的斯坦因,都满载而归。
敦煌文书的散落,其责任究竟在谁?部分学者指出,当时的清末学者大多是沉浸在书卷中的文人,他们缺乏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学术洞察力,更未接受过专业的考古学教育,因此敦煌宝藏的丧失在那个时代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二)
文献记载于实物之上,其精神风貌得以长久流传。文物不仅是国家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亦映射出国家兴衰的轨迹。
在那个多灾多难、国家贫困的年代,我国在强大的外敌面前国门大开,国家四分五裂。亿万民众如同飘荡的浮萍,生命如同草芥一般脆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文明和文物又怎能幸免于难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现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座博物馆中,大约有167万件中国文物被收藏。其中,仅英国博物馆就收藏了23000多件。而境外的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更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莫高窟的藏经洞已被洗劫一空,圆明园的珍宝亦遭掠夺,而类似的历史悲剧更是不胜枚举。诸如北朝东魏至隋唐时期开凿的天龙山石窟,便是中原地区佛教石窟的杰出代表。进入20世纪,日本建筑学家关野贞曾来我国进行考察,探访了天龙山石窟遗址,并回国后发表了相关报告。自那时起,众多日本及他国学者接踵而至,他们纷纷将一尊尊保存完好的菩萨雕像盗掘、切割,随后将这些雕像野蛮地从天龙山带走,最终导致这些雕像头身分离,惨遭破坏。
《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昭陵中的两匹名马、唐代的鸿胪井刻石等,这些列举的不过是浩瀚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每一件散落海外的瑰宝,都蕴含着千年文化的智慧精髓,它们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宝贵记忆。假若这些历经沧桑的文物能够发声,那它们的呼唤声必将穿越时空,响彻云端——“请让我回到故土,带我回到家乡。”
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的六骏,其中二骏为复制品。王保国摄
(三)
文物光华,惊艳世界,一念在兹,万山无阻。
文物唯有在故土之上展出,方能彰显其应有的尊贵。一旦如同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般流落海外,便丧失了尊严。为了将流失的珍贵国宝迎回,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历经多年,不断探索各种途径,并积极采取行动。
历史上观察,中国文物主要通过以下五种途径流失海外:一是通过正当的贸易或赠予;二是随着移居海外的华人携出;三是遭受战争洗劫;四是非法挖掘、窃取,这包括私自挖掘古墓、遗址,盗窃石窟中的雕像等;五是采取低价诱骗手段获取。
对于一般性的交流往来,无需再追究责任。至于剩下的三项,则应依法通过国际法律途径进行追讨归还,或者从道义角度出发,提出有条件的归还方案。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采取多种合法手段,坚决追讨散失文物,已成功促成300余批次、超过15万件流失文物返回祖国。
“1970年公约”和“1995年公约”对国家及其代表机构、相关自然人或法人关于文物归还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它们是国际上在追讨流失海外文物方面应用最广、认可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公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国家的消极态度构成了一个重大的现实障碍。
今年五月,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历经79年海外漂泊的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终于结束了其异国他乡的旅程,重返祖国怀抱。这标志着我国在追索历史上流失文物方面取得了首个重大胜利。每当国宝得以回归,公众舆论都会激起对文明遗产的深切怀念,既有对失落文明的痛心疾首,也有对历史创伤的难以忘怀,同时更彰显了人们坚定前行的信念与意志。
(四)
文物是有生命的。
遵循自然法则,所有的石窟终将不复存在。然而,那些满怀热情、承担着使命的人们,正不懈地致力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得莫高窟的藏经洞得以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常书鸿在巴黎留学期间,深受伯希和编纂的《敦煌石窟图录》的强烈触动。1944年,他担任了新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所长一职,从而开启了该机构对莫高窟进行系统保护的历史篇章。自那以后,莫高窟中遗留的彩塑与壁画便再也没有遭遇大规模的盗窃事件。
在偏僻遥远、经济欠发达的沙漠之城中,生活之艰辛不难想象,然而莫高窟的壁画却以其穿越时空的美感,以纯粹的形式感染并支撑着每一代研究者。他们进行现场考察、运用研究技术、修复壁画,日复一日,致力于让这些文物重现昔日的辉煌。在20世纪,敦煌研究院历经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位院长的领导,他们不仅为敦煌储备了人才,而且这些人才至今仍发挥着核心作用。
有人引领,有人接班。有人老去,有人年轻。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队伍已壮大至两百多人,他们负责守护着735个洞窟、超过4.5万平方米的壁画以及2400多尊彩塑。他们通过文字记录、测绘图纸和摄影资料,对洞窟进行了详尽的“二十四史”编纂,深入解读了洞窟的每一个细节;同时,运用新技术开辟了“数字藏经洞”,创造了沉浸式体验,使得每一处斑驳、每一道刮痕都变得异常清晰,确保了历史痕迹的永久保存。
(五)
历经磨难与失落,再到悉心呵护,莫高窟中的藏经洞所经历的变迁,恰如我国广袤土地上众多文物的缩影。
中华大地,文化底蕴深厚。拥有59项世界遗产、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对这些宝贵遗产进行妥善保护与合理运用,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民肩负的重要使命。据数据显示,到2024年,我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超过14亿人次。博物馆中频现“网红”标签,文物亦不断成为热门话题,文化场馆的“地标”作用日益显著,“专程为一馆而前往一城”已成为旅游的新潮流……所谓“文博热潮”的实质,实则根植于国民内心深处对历史的向往和对文化的深厚热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踏入博物馆,他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真实场景之中,见证着文化自信的逐渐复兴。
文物映照着国家兴衰。当国力式微之际,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受了劫难;而今,我们成功找回那些流散的瑰宝,珍爱着祖先的赠予,并以创新的方式述说着东方的故事。百年时光匆匆而过,对于文物的生命周期而言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其重要性已经足够显著。
脉络相连,兴旺之景映入眼帘。那些珍贵的文物和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我们,将一同目睹更加深沉的热爱与坚守,以及更加辉煌的进步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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