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陆机辩亡论（上篇）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堪称敦煌唐人写本翘楚

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敦煌文献里，有一份西晋文人陆机的《辩亡论》（上篇）得以留存，是用黄纸墨迹书写的，字迹工整，风格清秀，在敦煌唐代手抄本中属上乘之作。

陆机生于公元261年，卒于303年，表字士衡，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皆为东吴时期的重要官员，家族背景非常尊贵。陆机二十岁时东吴覆灭，他同弟弟陆云回到华亭老家，专心读书，持续了十年之久，最终成为当时才学出众的文人。国家灭亡的悲痛，以及祖辈父辈创业的艰难，激发了他深刻反思。陆机凭借超凡的才情，运用华丽丰富的文辞，效仿贾谊的《过秦论》，创作了一篇篇幅宏大的《辩亡论》。该文记述了东吴的盛衰历程以及陆氏家族的卓越贡献，将能否识别人才并善于任用视为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论述纵横捭阖，文笔挥洒自如，成为古代政治评论中的经典之作，就连举荐他的张华也惊叹道：“写文章的人，常常遗憾自己的才华不够，而你却更担心才华太多。”

陆机撰写的手稿在南朝梁时期尚存四十七卷，外加目录一卷，到了唐代魏征编纂《隋书·经籍志》时，仅录有文集十四卷。《晋书·陆机传》中提到陆机创作的诗歌、辞赋及文章累计超过三百篇，但现今能够见到的仅剩诗歌一百零七首、文章一百二十七篇，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散佚无法寻回。《辩亡论》作为一篇文学名作，被陈寿的《三国志》和梁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收录其中，得以保存至今，这确实非常难得。

通过比较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与《三国志》、《昭明文选》所载《辩亡论》，可以揭示书籍流传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抄写前人著作时往往不够精确，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就包含了大量不同形式的文字，诸如异体字、俗字以及文本差异，对比不同版本中“如此”与“若此”、“川流”与“顺流”、“而”与“则”、“于”与“乎”等用词，都反映出抄录者会依据语感与书写惯例随意调整字词的情况。

西晋是陆机所处的时代，那时纸张开始在读书人中间流行开来，当时傅咸在《纸赋》里称赞了纸张的好处，说它“品质美好值得珍惜，边角方正有法度，体态干净本性纯，包含文采蕴藏华美，确实是文雅的载体……”这体现了读书人对纸张的看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晋的洛阳发生过一件引起很大反响的“纸价飞涨”的事情，因为左思写成了《三都赋》，“富贵人家争相抄录，导致洛阳的纸张变得非常昂贵”。生动地展现了精彩的文章在当时怎样引发热烈反响，又怎样借助抄写的方式在纸质上流传开来。因为纸张的广泛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常见的读书方式，即边读边抄，目的是为了准确记忆，这种做法并不拘泥于字词的选择，有时会“详略有别”，只选取需要背诵的部分；碰到虚词或语句不通顺的地方还会进行修改，因此一篇古文流传至今，处处可见历代传抄者留下的印记。

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中，还见到过一种黄色的修正材料，若发现抄写错误，便将错字覆盖掉，这种材料被称为“雌黄”。如今我们所说的“信口雌黄”这一成语，便源自古人涂改文字的“雌黄”，其含义为随意更改。这些情况都是在纸张广泛使用之后才出现的，这也表明敦煌唐人写本《辩亡论》在抄录时还是比较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