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打工记：端盘子经历，让我对生活有了怎样的理解？

巴黎打工记：

端盘子如何让我理解生活？

文 Zoey

1、

我在巴黎读书已经两年，做了不少各种各样的零工。

二零二三年，我在大巴黎九二省的住处安顿下来，接着开始游走于住所周边，熟悉这一带的环境。

我住在布劳涅森林旁边，这个地方因为林中暗娼交易或者淫乱集会而声名狼藉。即便观看了布列松的影片《布劳涅森林的女子们》，我也未曾料到林内会是这般景象：一块脏污的布料悬挂在几株树木之间，充当嫖客的伪装物。地面遍布着成片的避孕套外包装。除了草木，地面几乎完全被这些蓝色塑料制品所占据。

这里同样分布着许多亚洲料理店，以越南、泰国、中国、日本风味为主，多数提供速食。事实上，亚洲餐厅遍布各地，毕竟亚洲美食是人类的共同饮食文化。

我直接去往周边的每家饭店，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雇佣员工，询问他们的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然后我就把个人资料发送给他们。起初，我到一家中餐店应聘，那家店像是小食堂，顾客可以自选菜品和数量。老板是中国夫妇俩，他们告诉我，疫情期间生意非常不好，差点就停业了。现在情况有所好转，而且他们的孩子已经去工作了，所以中午时段需要再增加一名员工。

试用期间我动作生疏，在包装、加热食物时常常被热封膜设备弄伤。从厨房到地下层得经过一段狭窄陡峭的台阶，每当客人点了油炸品，就得赶忙下去把菜送到厨师手中去炸制。每次推开那扇窄门，扑面而来都是浓烟，叔叔总是立刻伸出手来接盘子，抢着时间。他的眼镜被烟熏得模糊，镜片积了厚厚的灰。我从未能看清楚他的面容，每当忆起他，眼前浮现的只是迷蒙的雾气里，一口大锅边，一个类似巫师的身影。

他们只聘请午间工时，而我中午通常有课程，所以没去那里任职。

2、

后来我确定在另一家越南餐馆担任服务人员职位，在巴黎抵达第二周就找到了这份工作。

这家越南餐馆白天和夜间均营业，采取顾客点餐方式，流程较为从容，中午时段最为繁忙，由于它紧邻拉德芳斯（与上海陆家嘴类似的地方），小小的铺面被大量上班族塞满，人群一直挤到路边，在外面抽烟等候用餐。

各位负责人得知我初抵法国时，都认为我有些鲁莽。我并未进入语言培训中心，仅在祖国学习过法语便直接来到巴黎求学。那个阶段去超市采购物品前，我总得在思维里预演一番，反复琢磨如何交流。不过我迅速投身于这场挑战，其内在动机并非多么崇高。那个时刻，我的思绪里还留有新浪潮时期一些粉红色的幻象，在高中阶段这种渴望最为强烈，梦想着过一种左岸派的生活，类似法国电影中那种迷人的女招待，青春的女学生，捧着托盘讨论哲学艺术时显得十分在行，总之，为了这样的经历，我就这样找了第一份服务行业的工作。

我通常在傍晚六点至十点之间工作，偶尔会在午间时分加班。结束工作后，步行两分钟即可抵达家中。

菜式种类有限，单子内容简单容易记住，记下来并不费事。接电话时却颇为不便，法国人通报号码时，我常要反复核对，特别是他们念法语中的九十六，是以四个二十加六的算法来讲。偶尔晚上要送餐，多是上了年纪的人订的。他们家住在条件较好的地段，送上门时总能瞥见屋里雅致的布置，玄关处摆放着些艺术品。我总抢着去送，这样能活动筋骨，也顺便享受一下夜里的微风。而我作为一个亚裔女孩送外卖，也总是拿到小费。

老板是华裔人士，后厨方面，有两位中国厨师和一位巴基斯坦籍员工，其余的服务人员都是越南留学生。三位厨师都拥有部分合法身份。那位巴基斯坦员工英语和法语都不流利，菜名是他说得最准的词汇。他若不小心弄错了菜品，会用手势示意可以自行处理。

一些年纪较轻的中国厨师从前练过武术，如今完全看不出当年习武的痕迹了。那位年纪稍大的师傅已经带着家人来到巴黎，他们选择隐姓埋名，中午会在后厨自己准备餐食，师傅总会留下一份给我，因为晚上我还要继续工作。我曾经询问过，你们既没有政治上的抱怨，也不是因为受到限制，为何要冒着风险，带着妻儿老小，坚持要留在这里？那位年轻人告诉我，在国内当厨师，就算费尽心力，薪水也总是微薄。想要进入高级餐厅或者豪华酒店，难度极大，而且工作场所压力巨大，并且等级森严，就像《地狱厨房》里那样严厉的主厨，都是实情。在这里不需要经常加班，他住在姐姐家，收入也相对优厚。那位年长者解释说，主要是因为家人希望聚在一起生活。他的双亲心里并不情愿前往，只是因为难以割舍外孙女，最终决定动用航空运输前往异地。他女儿刚转学到这里，哭着说在校园里如同蒙昧无知。

我这时才明白其实事情非常明了。在我的朋友圈子里，人们总是在谈论思想观念，由于各种抽象的思考而要“离开”。然而对许多人而言，他们离开的原因仅仅是为了更优越的生活。现代人的日子归根结底主要由收入和亲人——换句话说，金钱与情感——构成，这真是一个毫不掩饰的算术题。我们这些拥有更多优待的所谓知识分子，反而更容易被一些表面功夫所欺骗，因此很难说清在何处生存更佳，究竟向往何种日子，以及期望定居在什么地方。

我以为这也是为何我们总感觉无处是归宿，哪里都像异乡。我对这些涉及生存与居所的困惑，至今仍缺乏明确见解。相比之下，那两位厨师或许更能体察人生沉重的内核。

这份核心之所以分量很重，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我的生活跟布劳涅森林那些女人的生活，其实间隔并不远。特别是在巴黎这样开销巨大的城市，我的住处和那些散落着避孕套的简陋地面，仅仅隔着几千块甚至几百块的差距。万一我的经济来源突然中断，我是否也会流落街头？

3、

每当有熟人称说见到过她们，我总会心生疑虑：你怎能认出是她们？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位男士途经那条街道，他突然提示我，看，就是那样——那些女性用探究、勾人的目光注视着男士，又转头瞧着我们俩离开——她们身穿羽绒服、保暖裤和皮靴，看上去真像我的母亲。

从那时起，我在街面上时常遇见她们了。她们仿佛哈利波特中的夜骐一般；唯有经历过死亡，并且懂得死亡含义的人，才能遇见它们。她们总是在等候，投来警觉而突兀的一眼。后来我在部分奶茶铺的短期促销活动中打工时，她们来购买饮品，询问活动参与方式。偶尔她们还会和我们留学生兑换货币，因为需要将钱款汇往家里的亲人处。

我开始学习更脚踏实地的方式来面对生活。比如，我刚开始上班时，还因为有个法国老家伙给亚裔女性五欧元的大额小费——这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何况是我们这种小饭馆——并且说“继续努力啊”而感到受辱，那种作为年轻亚裔女性的被关注，在诸多后殖民主义学说影响下，几乎要愤然喊出“无论做什么都像做妓女，整个世界就是个妓院”这样的话。后来我意识到这些其实是我强加给自己的束缚，实际情况仅仅是我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款，我只需欣然接受即可。

在这些身体力行的劳动中，我更加对理论祛魅了。

青少年时期我需求大量思想来充实自身，需要厘清自我归属、性别倾向以及社会角色定位，探索这些领域。诸多前卫的、挑战性的、颠覆性的言论，却反而将我束缚其中。经过多次工作实践，我反而感觉更加和谐统一。被各种身份政治标签所定义的我、讲法语的我、讲中文的我、还是讲英语的我，最终在逐步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自我。人生或许就是逐步融合自身多重角色的旅程，如同经历“初见山非真貌，再遇方知本真”的循环吧。当对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法则有了更深的认识，便能更有底气选择脱离这种游戏规则。我也更加勇于在法语表达时出现失误，不论动词变形如何复杂，只要对方能够领会我的意思就无妨。叔本华曾指出，人类的语言与熊敲打巨大铁锅的声音并无本质差异。我想这也是短暂地逃脱了“第一世界的语言”的暴政的威慑。

那个餐厅的打工经历跟时髦电影里的情节大不一样，不过这工作还算体面，我在那里待了快一年。偶尔有客人会跟我搭话，我还会跟他们讲些自认为有趣的笑话。在这些时刻，我确实感觉自己像是在扮演心中勾勒的“巴黎女招待”模样。那些议题总是牵涉到我源自何方，中华大地究竟如何，以及他们阐述对我国的认知，等等。接着，由于参与了一项实习活动，我最终解除了这份职业。

4、

我从几位法国友人那里得知了这种煎饼的不同情况，居伊·德波在我这个岁数时，也就是二十二岁，曾在塞纳河畔的墙面上用炭灰刻下过“永不再劳动”几个字，他本意并非指不做现代社会的苦役，而在法国，特别是巴黎，众多年轻人仅依靠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居住在父母家中，便能持续抽烟、阅读、饮酒以及从事艺术创作。

有几位法国人表示，多数年轻人都能意识到这个国家前景黯淡。移民状况持续恶化，经济不断衰退，他们认为欧洲终将走向解体。

当然，我并非打算在这篇文章里讨论政治议题。我更想表达的是，当我来到法国定居生活，才真正领会到当初吸引我的新浪潮所展现出的另一面。那种看似随性不羁的生活态度，实际上会让人感到迷失和失落，而我们东亚文化中那种沉稳内敛的特质，则是这种生活节奏的另一种极端体现。

我感到十分意外，本地青年们的生活状态确实与《母亲与娼妓》中的描绘如出一辙。当初我带着对“内卷”现象的强烈反感来到巴黎，如今却似乎更能体会这种文化的深层内涵，并生发出几分同情。纪伯伦曾言，劳动乃是一种可见的情感表达。倘若我们将辛苦视为加诸额头的苦难印记，唯有额头流下的汗水，方能将其涤荡干净。

新春佳节之际，家父家母抵达巴黎探望我，在我任职的越南餐馆用膳。我为他们挑选菜品，并将米粉呈上桌案。他们见到眼前的我，犹如晴天霹雳般惊觉我已长大成人。我母亲更是深受触动，不禁感叹家中昔日的顶梁柱如今竟沦为堂倌。

中国人往往将受雇工作视为步入成年的社会性体现，而追求超额利润则像是一种备受指责的现象。尽管我们常对资本主义体制提出诸多意见，但我确实体会到，除了被动劳动的损耗之外，工作中仍蕴含着值得尊敬的价值。

相比之下，与在室内工作同样只是为了谋生，我倒觉得这种直接从思考到动手的劳动，不容易让人陷入无意义的状态，在为父母打工时做服务员，我在锅碗瓢盆之间，踏着地面上的油渍旋转，好像觉得处处都有回旋的余地，那个时刻我领悟到，这种亲身参与的工作，可以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这种劳作仿佛限制了许多资本手段的运用，牵涉到政治上的矛盾，并且能超越这些矛盾。

一位在巴黎做兼职酒店夜间接待的朋友表示，他每天从下午六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非常厌恶这份差事。某日凌晨时分，他正准备酒店的早餐，忽然感到一阵轻松和喜悦。这种难以言喻的、具有疗愈作用的劳动带来的快乐，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被压榨的境遇中，正试图寻找一种更符合道德和公平的爱的方式？所谓“从容不迫”，确实如同我们每个人，在无法否认的复杂环境之中，在那些肢体缝隙与薄弱环节之间周旋，方能像厨师那样维持刀具的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