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拙政园到莫奈花园，领略别样的园林艺术之旅？：东西方园林之美汇聚苏州博物馆西馆

人类不断追求理想中的生活家园，园林便是这种追求的体现。历经古代和现代，跨越东方与西方，园林不仅创造了实际的环境空间，更承载了文明传承和时代风貌。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凭借其别具一格的景观设计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吸引众多访客前来欣赏。现在，一个新颖的展览，名为“从拙政园到莫奈花园”，在苏州博物馆西馆隆重启动，它把东方和西方园林的精妙之处集中呈现了出来。

东方园林所向往的是山水相依、草木茂盛、云气弥漫的天然境地，或者是直插云霄的昆仑，或者是远在海中的蓬莱，表面看都是山水风光。西方心目中的理想境地则截然不同，从《圣经》里的“伊甸园”到中世纪的“天界”，都是布局规整的庭园、排列整齐的果园、相对奔流的清泉，其中所有事物都体现着“周密的规划”。东方园林被视为艺术家的创作，呈现为三维的山水图画，注重意境和风骨；西方园林则像是工程师的构想，构成一个户外的建筑杰作，注重均衡和规整。

中国园林中，人的角色是融入自然，而非与之对立。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理念，不分离人与自然，而是寻求和谐共存。我们漫步园林时，常自诩为“画中游”，这表明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在西洋庭园里，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者”。自古希腊的“柱廊园”至凡尔赛宫的景致，均以轴线来“设计”自然，使树木、溪流、草地都遵循人的意念。中世纪修道院的庭园，规整的布局旨在区分种植地带（药草、蔬果），并且用围墙与外界隔开，更像是“实用菜园+精神庇护所”，用途非常狭窄。那个时代，贵族的园林设计，从文艺复兴过渡到巴洛克风格，主要特点就是通过长而直的中央通道和整齐划一的构造，来突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形成这种差异，主要在于东西方园林的设计者存在根本区别，这是导致风格迥异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中国，园林建造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特殊的“文人士大夫”群体。这类园林并非为了彰显财富或地位，而是作为他们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功成身退后的理想居所。即便到了明清时期，皇家园林也融入了文人园林的意趣，例如颐和园的谐趣园效仿了无锡寄畅园，避暑山庄的文园狮子林借鉴了苏州狮子林。

中世纪意大利的旅行者马可·波罗在其记述远方之地的作品里，提及到了中国的园林景致，不过其中掺杂了许多神话色彩的故事。1599年，一位远渡重洋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在游览南京瞻园时，表示“无论是信步园中、静心阅读，抑或是款待朋友，都令人感到非常舒适”。到了17世纪，欧洲地区兴起了一股热忱追捧中华风物的风潮，中国的园林艺术因此备受瞩目。十八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园林在遵循自然方面有了某些共同点，中国园林艺术传入欧洲后，其“浑然天成”的特色对西方古典园林产生了强烈震动，这种震动并非仅限于外形模仿，更是一种观念的传播，它主张打破严谨的对称布局，喜爱自然的蜿蜒曲折，并追求富有诗意和浪漫情调的意境。形态天然的湖泊、曲折的小河替换了规整的喷泉和池子，众多带有东方韵味的点缀性建筑纷纷出现，诸如宝塔、亭子、茶馆、拱桥，植被实施自然式布局，效仿森林、原野，而非修剪成型的花圃，这些均体现了东方美学在西方的实践成果。

英国邱园是东方审美在西方的重要体现。设计师威廉·钱伯斯爵士早年任职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多次前往中国广州，实地了解中国建筑和园林。他著有《东方造园论》，大力赞美中国园林艺术。钱伯斯在皇家植物园打造了一座十重、高达五十米的中国式宝塔，该建筑是欧洲最为知名且形制极为相近的东方风格建筑之一（尽管色彩等细节存在差异）。这座宝塔作为制高点与视觉中心，其功能与中国园林中的塔或楼阁相似，都是供人登临远眺，以欣赏园内全貌，这正体现了中国园林的普遍设计理念。钱伯斯希望借助宝塔、孔庙以及中式亭台楼阁等建筑，在邱园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东方情境”，把东方韵味融入园林的景致安排之中。

18世纪70年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凡尔赛宫的附属建筑小特里亚农宫打造了一处专属的休憩之地。该处园林彻底脱离了凡尔赛主宫那种雄伟壮丽的巴洛克风格，转而采纳了当时新兴的“英中式”设计理念。这种风格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源自英国，经由英国传入法国后，被法国人称作“英中式花园”。园中遍布曲折的路径、高低不平的草坪、天然形成的湖泊，湖中央耸立着供奉爱神的祭坛，还有人造的乡村民居以及一座玲珑的中国风格凉亭。这座凉亭点缀着传统的人物形象和纹饰，是女王饮茶放松的地方。

然而从本质而言，中国与西方的园林风貌迥异。中国园林所展现的“自然”是经过艺术化构思的，我们倾向于借助山水意象来传达人生感悟，抒发文人的情怀，因此中国园林构造复杂，既可直观感受景色，亦可领悟其中寓意。西方园林里的“自然”其实是融入了日常生活的自然，尽管其中增添了诸多用途，例如林中设有供人漫步谈天的路径、草地提供家庭聚餐的场地、湖泊允许游客划船玩耍，这些设置都属于提升生活体验的情境，其作用更侧重于追求凡俗的愉悦，文/本报记者陈品